尹俊元,李玉刚出家,蜜爱傻妃大结局
陈寅恪在抗战时写给劳干、陈述的信中慨叹道:“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迨至1960年代,中共高级干部胡乔木、陶铸拜访陈,陈谈到自己的书稿难于问世,发牢骚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赶紧劝慰道:“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陈寅恪慨乎言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独秀尝谓:“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丁文江主张直接干预、改良政治制度。他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能力。”胡适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谈政治的誓言,“我实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义”演讲,说:“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作传的王森然慨叹道:“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力大之教,其于,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
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此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审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国事尚可论哉!”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终年在家里表示忏悔,和靳云鹏、吴光新等人交往了一些所谓高僧法师之流,在一起讲经说法。那帮和尚贪图他的布施供养,恭维他是菩萨转世,为了救度众生,才降在人间来的。段居之不疑,宣称在佛前发下了宏誓大愿,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并说:“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
吴化文投奔韩复榘部当上了手枪旅旅长,骁勇善战,与韩氏关系甚洽;1948年,投靠共产党。有一次跟部下开会,他说:“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现在咱们算是.从良’了,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这时副军长杨友柏拍案而起:“我们跟你半辈子,你却骂我们是妓女。走,不开会了!”后来吴氏率军一举拿下王耀武,再拿下南京总统府,得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曾任某省交通厅厅长。
郭沫若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写“国难声中怀知堂”,说是“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说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较多,假使他“到南边来”,“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文献典籍流失严重。对此,郑振铎虽竭尽全力以抢救之,犹深感力不从心,遂于《劫中得书记》中慨叹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1941年,张大干跋涉八千里,到达敦煌。到达千佛洞那天,天还没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灯入洞探视。原定计划是到那里观摩三个月的,第一天大概地看了一些洞,他对太太和子侄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张大干观察千佛洞时发现,千佛洞在坐西面东的山崖上,早晨有阳光射入,再加上气候干燥,毫不潮湿,所以洞内的内藏能长达数百年而不损坏。不过,三百多个洞窟之间,路径却崩坏了,他只好一面探洞观画,一面修路开道。“老实说,我到敦煌之初,是抱着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视了千佛洞之后,眼见每洞由顶到底,都是鲜明的壁画,瞠目惊叹之余,真是自觉渺小。”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面临亡国之厄。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在抗战初期,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尝感慨道:“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表示愿接阎锡山脱险,阎氏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诚如他所言:“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柳亚子曾言:“不论在何时何地,有何意外,决为蒋匪帮毒手。我死以后,立刻将此嘱在报纸公开宣布为要!!!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日‘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地点能在鲁迅先生附近,最佳,我生平极服膺鲁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论!!!”
当陈独秀寂寞地死去后,王森然慨然道: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仅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陈布雷的近身助手陈芷町打电话向他报喜,陈氏却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艰难的日子正在后面呢!”盖因陈氏对国民党的内幕了解甚多,预感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终将不可避免。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旧夜,梁氏由上海动身,次日清晨抵宁,下车一见报,惊悉国军已攻下张家口,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9年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
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当天,柳亚子曰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建国后,周作人生计无着,只能为人做翻译。1952年.他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将此事告诉别人,周作人曾感慨道:“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施蛰存曾主编1930年代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并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贡献綦巨。但由于他早年跟鲁迅的那场论战,被鲁迅斥为“洋场恶少”,为此,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他尝慨叹道:“1928年至1937年,混迹文场,无所得益,所得者惟鲁迅所赐‘洋场恶少,一名,足以遗臭万年。”建国后,施蛰存参加移鲁迅灵柩于上海虹口公园仪式,曾赋长句以寄怀,诗前小序云:“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各别。忽忽二十余年。时移世换,日倒天回。昔之殊途者同归,百虑者一致。独恨前修既往,遗迹空存,乔木云颓,神听莫及。丙申十月十四日,国人移先生之灵于虹口公园。余既瞻拜新阡,复睹其遗物。衣巾杖履,若接平生。纸墨笔砚,俨然作者。感怀畴昔,颇不能胜。夫异苔同岑,臭味固自相及;山苞隰树,晨风于焉兴哀。秉毅持刚,公或不遗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泣怆而献吊云。”
世纪之交,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氏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宗白华对郭沫若有知遇提携之恩,郭氏与田汉结识也通过宗白华。世人皆以三人为知己。1950年代初,舒芜到北京来,在什刹海游玩时遇见赋闲的宗白华,十分激动地跟其聊天,并问道:“最近见到郭老没有?”宗白华长叹一声:“唉,我这样的闲人,哪能去打扰人家‘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呢?!”
19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人个党做个纪念。”
19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周作人自觉大限已到,尝对家人说:“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
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国焘获悉后长叹道:“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