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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社员杨丁公于1927年在江苏省主席钮惕生的推荐下,出任奉贤县长,到职数月即坚辞,并自撰一联悬于署内云:“此去未携一拳石,再来不值半文钱。”
陈寅恪之助手冼玉清容姿姣艳,才华超卓,一时追随者甚众。
然而冼氏孤芳自赏,对追求者不假以辞色,且有诗句云:“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其骄矜自是之态不难想见。冼氏一直独居岭南大学,以教读为生。念及自己美人迟暮,乃对当年之才高气傲不无悔意,遂赋诗慨道:“花开花落无人管,惆怅春风又一年。”
盛伯希藏书多精本,不轻出借。有郑东甫者,向之借宋刻本《吕惠卿庄子解》,初不允,一再求之,乃限借三日。东甫以净布铺几上,洗手乃阅,夜则置诸枕边,恐有遗失。伯希知之,日:“借书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
许地山在香港大学任教时自制一联:“书生薄命还同妾,名士厚颜颇类娼。”
【感言慨语】朱湘于1929年3月7日写给罗念生的信中说:“我若是早知道中国最近三十年最要的是实科人才,我如今决不会在这时学文学的。”又云:“念生,如果你如今还来得及改,我劝你为祖国最近的三十年计算,把文学牺牲了吧。实科、文学,你都能做得出好成绩,那就应该舍文学而取实科。念生,我们中国是能作文的人多,能办实业的人少呀!”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到海外考察.代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1934年,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得号“苦茶先生”。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他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戈公振逝后,邹韬奋撰文以志悲悼,.沈钧儒读罢,大为动容,遂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哀吟道:“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竞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湿满纸。
1935年,23岁的朱生豪在上海担起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重任。直至1944年,朱译《莎士比亚全集》十年,贫病交迫,心力交瘁,死时年仅33岁。他在写给夫人朱清如的信中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瞿秋白狱中留言:“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临刑前,居然连豆腐都念念不已,可见其恋世之深。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说,瞿氏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二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官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氏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氏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周作人在南京狱中寄给他的义务辩护律师王龙一首七律,内云:“但凭一苇横江至,风雨如磐前路赊。是处中山逢老撑,不堪伊索话僵蛇。左庑立语缘非偶,东郭生还望转奢。我欲新编游侠传,文人今日有朱家。”诗后附有小跋,云:“鄙人于去冬被逮,于今日已十阅月。寒门拙老,素鲜亲族,三十年来不少旧学生,有三数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捕噬者,亦不无其人。昔读中山狼传,虽知人世常情,不足为怪,而近年中一再见之,亦不能无所感慨。今年夏来南京受讯,在法院邂逅王天瑞先生,立谈数语,慨然允任义务辩护,侠情高谊,不知所报。(yzwjsp.com整理)近闻某生又复叫号,此声余固已谂闻,未免毛戴,唯想起王君,有如中山道中之遇老叟,更深致感激之意。计在法院想见之日将三月,因作一诗以为纪念,并寄呈天瑞先生以博一笑。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知堂。”
周作人遇刺后,尝谓:“余毫未从事政治运动,亦全无主义色彩,惟以文学的良心,致力著述,被人狙击之理由,真令人难解,仔细想来,或系观余之著书,出此暴行者。门下学生及家人等,为余牺牲,诚不胜哀侧。余幸未负微伤,故过去之周作人,譬如昨日死,余之精神,当有大转换。借兹机会,当由从来之消极转于积极,老当益壮,思有何等建树云。”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鲁迅在病榻上勉力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曾撰一联语云:“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风斤。”并有跋语:“余与鲁迅素未谋面而时受斥责,虽当时受之,每有难忍之处,但今实求之而不可得矣。”
抗战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斯年)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王芸生对此深有同感,故将其写入文章。王氏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战,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战役,历时三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五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70余万人,伤亡达10余万人。“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
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时,大权旁落,心下颓唐,加之日军攻势日盛,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
1938年4月,汪视察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氏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中每句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作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韩复榘在抗日初期为保存实力而带头逃跑,致使京埔路正面大门洞开,日军乘虚而人。韩曾言:“如今这个世道我他娘算是看透了,没有枪,什么也玩不转。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德国柏林回答记者关于“怎样可以保证中国抗战的胜利”时,曾发表如下讲话:“要想保证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第一个条件就是不怕牺牲。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对日抗战牺牲太大,不如暂且忍耐。这是非常错误的。试问不抗战能不能避免牺牲呢?不但不能,而且牺牲得更快。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北、冀东的失陷,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全国因走私损失关税,去年仅津海关三个月,就有五千万,一年就是两万万,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几年来,因为不抵抗,使民族自信心渐渐衰落,汉奸到处出现,精神上已经成为日寇的俘虏,这是多么大的牺牲!这些有形无形的牺牲,要比抗战的牺牲多得多。”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在日本对华声明后,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和日本实现停战。汪说:“我们应迅速连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汪精卫乘蒋介石去陕西参加军事会议不在重庆的时机,12月18日以外出演讲为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介石留下了长文的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1939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在越南谅山休养时,胡愈之来访,马仍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是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氏听罢,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