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纪委书记,异界修神之仙魔至尊,浓情女人香

陆丹林参加吊唁活动，例不向逝者行敬礼，人诘问之，则说：“（他）生存时我没有向他行敬礼，为什么死了要行敬礼呢？”

钱穆自称生平最敬佩三个人，他们居然是：诸葛亮（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曾国藩（通经致用）。

陈栩园每当痛苦时，辄以如来支解为喻，谓：“如此则觉我身所受，总不如如来所受之难忍也。”

1940年代，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姚鹌雏尝谓：“濡缓近乎镇定，谲诈近乎机智，抵滞近乎木讷，专愎近乎刚毅。一几之差，毫厘千里矣。”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氏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氏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被杀害，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在他死后四十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说：“我们已经等了40年。”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要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新的失败复仇，而不是去帮中国人。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闻一多因父母为其在乡下娶妻而大为愤怨，但他仍不得不非其所愿地扮演历史所规定的角色，不得不以“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维系这桩婚姻的条件。他坦言：“……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俩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俩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俩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冯至早年曾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异于传统的说法。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对极左思想给中共带来的危害体

识甚深，尝慨叹道：“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其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名其妙。或有人谓：“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曹聚仁说，一个瘦诗人若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会经常闹牙痛，甚至离婚。郁达夫和王映霞便是一例。郁氏瘦得可怜，王却丰满，结实，也妩媚。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氏正在书房读信，王氏一见郁氏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氏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写给王氏的情书。于是瘦诗人和胖美人闹翻，郁氏还特意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缉拿逃妇王映霞》，开头一句便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据说郁氏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正合卓别林大师所言：“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胡适对毛泽东的诗词不以为然，认为连“薛瑶体”都不配称，却对其散文作品充满肯定：“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梁实秋为鲁迅写的简历中有这样一段：“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即以不做饭相挟迫，沈氏无奈之下，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究为何故？沈氏的理由竟然是：“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远赴德国投拜在海德格尔门下，精擅逻辑之学，有“中国逻辑学先驱”之誉。有一次，他竟然指出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结果被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1945年8月，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毛泽东读罢，将此电报搁置一边，并未加以理会。

陈寅恪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世道变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

李宗仁评价胡适：“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胡没有那“终使参差，苍皇反复”的脸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1949年的一次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明确反对采用西历，理由是：“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

张难先曾撰一联语，云：“糟得很与好得很是非要辩，打老虎或被吃掉意义至明。”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1+2有什么了不起1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陈氏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三楼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孰知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冒出涔涔的鲜血。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叹道：“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1957年，反右之前，徐铸成在北京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相聚而酌，有感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徐铸成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仅仅因为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指导工作。该单位领导向他汇报敌情时信誓旦旦道：“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

曾氏拍案而起，厉声道：“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于是，该领导只好乖乖地将自己划为右派。

20世纪60年代末，《纽约时报》有报道透露：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氏其时恰在纽约，看后怒不可遏，即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周氏以为此事颇为棘手；且报道并未失实，故稽延下来。宋美龄大为恼怒，将周氏叫到寓所，责问其何以不照令办事。周氏说这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谈何容易。宋氏听罢大为光火，而周氏也实在忍无可忍，径直说道，“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宋氏听后立即从床上跳起，打了周氏一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所谓“二流堂”也与“三家村”一样，被搞成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但自1957年“反右”开始，查来查去，毫无结果。对此，吴祖光慨乎言道：“二流堂，叹阴阳之苦短，哀人生之过速，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上海话所谓‘缠格里’也。”可发一慨的是，当审查结束的文件向吴祖光宣布时，有两位专案组的官员竟然倒打一耙，对吴氏说：“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了多少周折！……你看你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胡适晚年说道：“一个人作了大官后就没有用了。一切由人家服侍，结果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招待我，至少让我一个星期内有一天可以自己做点事。不然的话，一个人什么事也不会做，就变成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