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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语警言_经典语录_名言名句摘抄_小马感悟网【2】

陈布雷临终前,突然打电话把女儿陈琏的丈夫找来,面嘱道:“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

“庐山会议”开始后,彭德怀从7月3日到7月10日共作了七次发言,措辞甚为激烈、严厉。他说:“1959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010。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正是彭总的这番讲话,使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发生改变,由“批左”转向“批右”。

巴金晚年提倡说真话,引来文坛一片喝彩。而萧乾却并未一味附和这位文坛祭尊,只是径直自警道:“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钱钟书曾应胡乔木之请,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此,钱钟书言道:“尸位挂名,捉将官里去,不待人笑,弟复自笑。幸邀曲体其衰朽龙钟,不以公事相嬲,而俗务未堪全谢,逋客因以剧增。故每周辄(避)地数日,重订《谈艺录》,应中华之请也。”

季羡林尝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

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结果呢,从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它是能惩罚的。报复或惩罚的结果,人皆见之,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并采取措施。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犹未为晚。”

季羡林又云:“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

是‘天人合一’。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赵朴初尝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身体不求无病,无病则骄奢淫逸;做事不求无难,无难则以为世事易成,不知珍重……”早在20世纪90年代,范曾就强调道:“所谓东方哲学,也就是和谐的哲学。东方人深知,宇宙的一切都处在至大无涯的和谐之中。和谐,是一种伟大的存在方式,是一派融洽无缝的天成关系;一切非和谐的,便是凋零的、死亡着的、灭绝着的、停息着的、僵化着的残骸和废墟。真正的和谐,来源于相互的了解、宽容和谦让,来源于心平气和的对话。如果人类成了泼皮和无赖,那么,为了整体的和谐,宇宙也会不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予以重惩,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云:“和谐已不是哲人的清谈,诗人的咏歌,和谐已像一个被弃的婴儿,扔于荒野;殊不知这是一个宁馨儿,一个丘比特,他会成长,如果全世界良知未泯的人们,都来共同喂养它,扶持他,他将硕壮高大,神勇无比,他会答谢生养他的父母,培育他的亲人。而当和谐被弃置太久、被虎豹豺狼吞食之后,它必成为不和谐的孤魂野鬼,而且是狰狞凶残的厉鬼,这厉鬼的阴影也将所向披靡,扫遍人类。人类,快拥抱起那无邪的‘和谐’吧,这大婴孩,他已快因饥渴而死了!”辞成廉锷,惊心动耳,在20世纪末,范曾以其至诚至朴的文化良知,至深至远的卓识睿见,再一次向世人敲响了警世之钟。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潭氏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氏不听,再四强之,则慨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惊叹之余,遂自誓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1909年,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事件,震惊朝野。事发前,胡汉民曾声泪俱下地劝汪氏不要作此无益之事,汪氏坚不听从,并写下一封向同志告别的信,交给胡汉民并请他在事发后公开。信中写道:“……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

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将为此事,生平师友知而责之,以为死之易不若生之难。顾以革命之事,当就其性之所近者择一而致力焉。……死者已矣,生者因将来革命之风潮日高,而其所负之责任亦日重,其劳瘁苦况必有十倍于今日者。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黎元洪在政治上的开明与对下属的宽厚是有口皆碑的;以故,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首先想到让他来撑持大局。黎氏被强行推举为都督以后,他还是惶恐不已:“休要害我!休要害我!”

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反顾,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袁世凯煞费苦心地指使赵秉钧,对章氏以国史相饵。章氏当即致书袁世凯峻拒道:“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交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在此信中,章氏亦明示了自己“图其大”的志愿:“迩者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数十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

若絷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书此达意,请于三日内答复。”立志推尊华夏文化,永葆国萃,用心可谓至善。然袁氏果能尽心肆力以助其成乎!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对此,黄兴却持异见,他尝劝孙氏:誓约上“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和盖指模一事极为不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而陈其美却当面赞扬道:“你(指孙中山)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认为:“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酷刑。但他每次醒过来,总是这样一句话:“我李大钊是共产党,别的一概不知。”临刑前,李氏从容不迫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1926年9月,张季鸾开始主笔《大公报》,并提出了警示同人的著名“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成为《大公报》20年生机的命脉。

1935年,续范亭在南京中山陵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呼吁抗日;自杀前,他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愤于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堕落,直接上书给蒋介石,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斑斑劣迹。舆论哗然。蒋介石万不得已,只好设宴请傅,问傅氏对他是否信任,傅氏微微颔首。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氏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辛亥革命后,旧派人物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乃一狷介之士。1943年,陈布雷竭力劝徐氏加入国民党,徐氏婉言谢绝:“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历来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部长的陈绍宽被褫夺官职,回到故乡。1949年福州解放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曾两次奉蒋介石之命请求陈氏去台湾。第一次被拒绝后。朱绍良又携带蒋介石邀陈氏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再度劝驾。于是陈氏对朱氏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见不能勉强,遂悻悻而归。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教授会却是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26岁的华罗庚赴英国留学,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却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明平生所拥有的唯一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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