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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言愤语】

1861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雨果愤然写下他的那篇著名的抗议书。“我们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他说，“两个强盗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最后还说：“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将受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1898年4月，康有为在“保国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王闿运的女儿嫁给黄十一后，黄氏诫之日：“汝来吾家，不准看书写字，敢违吾令，挞楚随之。”其女不堪其辱，密函乃父，以诉心中之苦。王氏执笔批日：“有婿如此，不如为娼。”

顺天科场案发，柏莜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日：“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氏于是被处斩。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清国下罪已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李拔可试令江南，藩司樊云门器其才学，遂以重用，李氏却以弱体难胜烦剧相辞；樊氏为之调以简缺，复不就。樊氏怒道：“知之者高其易退之风，不知者难免择肥之嫌。江南何患无人？”遂薄惩之。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为此拍案而起，怒日：“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遂与曾氏失和。

宋教仁被害后，于右任挽道：“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

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版，质诸天地。”

1913年7月2旧，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攻势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愤怒声讨袁世凯的封建本质和卖国行径：“……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

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同不知今真安在耶？

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青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同年，在致友人的信中，苏曼殊有意署“宣统”、“皇帝宣统”、“洋皇帝”等年号，以示对袁氏的辛辣讽刺。

1915年，李大钊在日本求学期间，得知袁世凯已秘密接受了《二十一条》，遂拍案而起，写下了血泪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其中有句：“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泄痢，数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进谗，说，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慈禧听了大怒，说：“我不能先尔死！”果然，光绪先慈禧一日“龙驭上宾”。

袁世凯称帝后，康有为愤言道：“公在先朝为重臣，倒清建共和，自为元首，人犹有谅之者，今竟自为帝，是不忠；公先人在日，知蓄有异志，尝诫不可存非分之念，今竟自为帝，是不孝；公对往日同僚誓言，既为总统，夙愿已偿，决无他志，今竞自为帝，是为不义；人民憔悴于虐政，膏血已尽，公方吸取财帛以筹办大典，是不仁。”

民元后，一些遗老无法在一种普遍的价值失范和混乱的文化秩序中存活，他们不能忍受完全的陌生，林纾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便明示道：“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挽救之时：更侈奇创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麋至，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日：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这啁啾；据此，由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以白话为主，不可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为穆罕默德左势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为国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此真可谓奋袂攘衿，怒目切齿了。不过，从林氏的上述这番喋喋不能自休的“愚直”之言，倒是颇能道出晚清遗老在文化失范后的一种普遍心态。

1923年7月，孙中山因寻求美国支持而未果，遂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他的强烈不满；同年12月，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而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示威。孙中山终于愤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邹容说：“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之不若。”

1923年，曹锟贿选大总统，议员投一票，可得五千元贿金。

邵瑞彭却手持这张支票愤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起控诉，诉状略云：“……瑞彭于此等事未敢相信，适值同乡议员吴玉烈将往院，托其探听，谓：“该被告等已将选举曹锟之票价五千元，交我代交等语’，瑞彭当将支票留下，如此公然行贿，高凌尉等显犯刑律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瑞彭为国家立纪纲，为议员争人格，不得不片言陈诉。除曹锟、王承斌、熊秉琦、吴毓麟、刘梦庚等分属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特检具甘石桥通知一件、五千元洁记签字有三立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照片反正两面共二纸，向大厅告发。”为避特务暗杀，邵瑞彭化装潜逃来沪，其时恰值新南社举行第一次大会，瑞彭赴会，社友无不鼓掌欢迎。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第一个称陈独秀为“叛徒”的人，希望国民党用枪决韩复榘的手段枪毙他。王明甚至公开表明：“我党可联合任何人，惟托派为例外；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惟陈独秀为例外。”康生附和之。陈独秀怒斥道：“你们一向不择手段，顺汝者为战士，逆汝者为汉奸。”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郭沫若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讨蒋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氏与日本加深合作，遭张氏峻拒，愤言道：“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参加，白氏虚与委蛇，且对其心腹坦陈道：“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顶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事实证明，白氏的部队确实给红军帮了不少忙，有一次红军写下一路“有劳桂军远送”的标语，“表扬”白军只跟不打的“好意”。对此，蒋介石愤恨地言道：“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氏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1933年4月14日，陈独秀被押上审判厅，当法官问他“为何要打倒国民党政府”时，陈独秀慷慨陈词道：“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们既无发言权，党员亦无发言权，不是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曰，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最妙的是，陈独秀最后不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愤然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之经济、健康上的损失”！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没必要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赵出卖。杨氏被重重包围，面对日军的围追，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这时围追的鬼子越来越近，就连“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对将军说话：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这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到杨靖宇将军的耳边，惊异之下，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骂了一句：“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鲁迅的性情刚正不阿，狷洁耿直，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前来叩访。鲁迅闻之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对此颇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鲁迅起身退席，弄得田汉甚为难堪。

蒋介石为拉拢王造时，遂通过王氏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故婉拒之。蒋氏并未善罢甘休，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竭尽所能。为逼迫王造时就范，刘氏甚至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

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氏愤然回敬道：“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蒋介石曾电邀柳亚子出席国民党中央五届八中全会，柳亚子致电国民党中央，郑重宣告拒绝出席，其电文如下：“承召诣渝，同济时艰，惭感无任。惟是士君子出处大节，自有本末，闻量而后入者矣，未闻人而后量也。此次新四军不幸事变，中枢负责人士，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而当事者犹未闻有悔祸之心，何也？！在昔奉天罪己，唐室因以中兴，韩原拒谏，晋侯于焉覆国。以今烛古，无待蓍龟矣。谓当开诚布公，予天下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

涤宦海之颓波，驱蜗夷于穷岛。庶几我河山，成功有日。余虽无状，原当抠衣扶杖，乐观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薇，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和也。临电陈词，刀锯待命，总理在天之灵，实昭鉴之！匆匆不备。”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指示陈布雷写《西安半月记》，让陈布雷把接受张、杨要求的过程篡改为“对张、杨训话”，并面授全书的要目，叫陈氏去杭州“闭门造车”。陈氏认为这是一大耻辱，他无处泄愤，便拿着手中的狼毫笔，在墨盒中狠戳，在旁的陈夫人急忙奔告陈氏的五妹若希去劝说，陈氏仍暴怒如故，愤然道：“你们不懂，写文章当然有难易，但叫我全都会谎话，怎么不动肝火？”说着，又把一支笔在墨盒中狠戳，直至将笔戳断。

孙中山灵柩运回南京，在奉安举行大典时，章太炎专程赴宁。

但他目睹当时官场中的种种贪污腐化现象，愤懑不已。其时适巧有显贵请他题字，章氏遂愤而题道：“诸君老鼠狗偷，逝者痛哭；此地龙蟠虎踞，古之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