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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算账》一文中说：“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抗战期间，有人报告冯玉祥说他的大公子冯洪国正和一个日本女子热恋，冯令人把儿子抓来，严厉训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正在遭受日本强盗的欺凌，你难道不感到痛心吗？可是你却和一个日本女人勾勾搭搭，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后经鹿钟麟、邓鉴三等人求情，冯洪国写了悔改书才算完事。

一次，陈诚与客人闲谈，说到某些大公馆如何富丽堂皇，宴客时一掷千金，陈顿时怒形于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何得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后来有好事者向朱家骅报告，朱气极败坏，大骂陈：“在我头上拉屎，欺人太甚！”

扬言要找总裁讲理。又有人向陈诚劝告，陈说：“他读过杜甫的诗没有？‘朱门’是指姓朱的吗？他出头认账，很好！我就是要说给他们那帮人听的！”

鲁迅去世的电报送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到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满意儿子的不能任事，她后来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老太太又说道：“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1937年2月，孔祥熙由南京政府派遣访英，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私邸设宴为孔饯行，孔氏在席上要蒋颁给他文职最高勋章，以增加他当特使的体面。蒋氏便对旁边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说：“何先生，你就关照一下，给孔博士颁勋章吧。”按理说，勋章颁发，受勋者须有功勋。孔氏凭空索取，蒋氏居然下谕照办。何氏遂慨叹道：“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8年1月，蒋介石到河南开封主持军事会议，责问韩复榘不发一枪之罪，韩氏顶撞蒋氏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蒋氏声色俱厉，怒吼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氏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氏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张学良以敢作敢为著称，其做派连戴笠也为之胆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见戴氏，就问：“雨农，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西安这样大的行动，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戴氏回答说：“对副司令我们不敢做特务工作。”

唐人卢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诗质疑道：“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说：“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徐志摩紧追林徽因时，妻子张幼仪正怀着身孕。一听说张怀孕，徐便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要求林徽因“许他一个未来”，林徽因乖巧地回绝了，并说：“你能帮我扛心里的重担吗？它会像千斤重担压我一辈子。”但徐依然不舍，追问：“就为了成就那虚无飘渺的道德？”

林答道：“道德，不是枷锁，而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最后加上一句——“我不是没有来，只是无缘留下。”

梁实秋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冯玉祥对何应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人口丁”。冯氏主张对革命有劳绩的应作安排，何氏却强调干革命不应讲劳绩。

冯氏据理反驳道：不讲劳绩，为什么给总理修陵墓？蒋先生为什么当主席？你为什么当训练总监？我为什么当军政部长？

一次，李济与蒋廷黻闲谈。李说：“你认为是写历史给以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以你的精神上的满足多？”蒋答道：“你看世界上的人知道司马迁的多呢？还是知道张骞的多？”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有二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异声独响，致使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在主席台上展开激烈的论辩。萧军舌战群儒，毫不示弱。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大家都应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

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说罢拂袖而去。

汪精卫的墓穴被炸后，其女在南京陆军部门前哭闹一番后，又给蒋介石上书一封，内云：我父追随总理（孙中山）革命多年，为何分不得总理陵园一杯土来埋葬他的遗体？我父倡导和平运动是得到你的完全同意的，其目的在求挽救党国，当时商定：一和一战，殊途同归，打赢了有国民党的天下，打输了也有国民党的天下。这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言犹在耳，岂遽忘之？如果轴心国胜利，我想我父是不会像你今天拿对待他遗骸的这种手段来对待你的。她还要蒋介石把汪精卫的遗骸找出来交还给她。最后说：“出自钧座之意乎？抑为左右小人所蒙蔽乎？请有以语我来！”此信落在南京政府文官处秘书曹翼远处，蒋介石本人是否看到，已不得而知。

国共和谈时，张治中举例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

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1946年春，夏丐尊在忧愤中辞世，临终前，他对挚友叶圣陶说：“胜利，胜利，到底是啥人的胜利！”

1947年，龙云最忠实的部下张冲投向共产党，蒋介石通过新华社惊悉这一消息，立即怒责龙云道：“张冲是你的部下，你要负责。”龙云反驳道：“不错，张冲是我的部下，那么请问，林彪也是你蒋委员长的黄埔学生吧，为什么林彪也会反对你蒋委员长呢？这又该谁负责呢？”

1948年10月，蒋介石正在北平与傅作义研究北平防守大计，突接宋美龄函件，言及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被抓，要他火速赴沪以救外甥。蒋氏遂不顾北平防务大事，飞往上海，傅作义因此对蒋更失信心：“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一种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这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这八大本奇书。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刘鬃动员新凤霞与她的右派丈夫吴祖光离婚，说：“吴祖光是一个政治上的坏人。”新凤霞直言顶撞道：“你们认为他是坏人，我认为他是好人，他对我没坏啊。”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介石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璧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李敖买下“国泰信义公寓”一套房子，发现有问题，就去找公司理论。老板蔡万霖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蔡氏闻言一愣。没想到李敖接着说道：“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氏以为李敖有来头，一下子软下来，答应赔偿。

1958年以后，陈寅恪不复授课，但仍致力于学术著述，对“道之不传，师之不存”的现象充满隐忧。1959年，周扬登门叩访陈寅恪，交谈之下，陈氏曾不无火气地问道：“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陈氏接着发问：“1959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何济翔认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其内容无非是抑杜人地而扬李上天。而郭氏在著此书前，曾撰成都浣花草堂联云：“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杜甫推崇备至，何前恭而后倨若是其甚也？又，郭氏于“文革”中曾声言：凡吾所著书均可烧也。此亦为失言。夫郭当时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科学院乃一国家学术之所尊，而其院长所著书均可烧，将一国学术置于何地？郭氏不思之乎？余戏为一绝句嘲之日：“流传恶札最知名，粪土杜陵举世惊。辕下驹真成局促，奈何惶恐作公卿！”

一次，一个地产商备好文房四宝，非让启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不可。启功不悦，质问道：“你准备好了笔，我就得写吗？那你准备好棺材，我还往里跳啊？”

启功家中的墙壁上贴有“谢绝照相”四字，对此他本人解释道：“现在有人捧我是大熊猫，是国宝，所以理当受到权威保护，谢绝照相。”又说：“有人找我题字，我一边写，他一边照，以便证明我这幅字不是伪的，这不是等于拿我来验明正身了吗？”

1982年，启功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与一位身为教授的国民党人谈起汪精卫的书法，这位教授说未见过。启功说：“是国民党员都应该知道总理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据孙中山先生手迹）努力！’这总理遗言不就是汪精卫的手书吗？”启功后来与友人谈及此事道：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和国民党“交手”，这位国民党员是“数典忘祖”。

有客来访，见启功精神矍铄，总爱说：“您精神这样好，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启功听罢，总会反问道：“您姓阎吗？”见客人莫名其妙，启功又自释道：“阎王爷才知道我能活多大，您怎么也知道？”

吴祖光对长期以来的戏剧审查制度深痛恶绝，他坦言道：“曾经不止一个两个演员向我抱怨过，剧团全团同人花费不少人力物力，经历不短的时间，辛辛苦苦排出一个新戏，请上级领导审查时，领导看戏之后面无表情，久久沉默，显然难下断语；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竟自抽身走掉。于是所有人力物力全部浪费，一出戏还未出世便被扼杀掉了。为什么会屡屡发生这样的事情？纯系出于做领导的恐惧心理，怕担责任；又由于自身的水平有限，有没有问题说不清楚：但是万一发生了问题却是难以担待，因此还是不上演为好。”又云：“半个世纪以来，我深为戏剧审查制度在我们国家新旧两个社会之武运长久而苦恼。审查制度存在一天，有如枷锁在身，创作繁荣是没有可能的。法律之尊严，宪法的权威无可置疑，然而宪法中早已提示的‘创作自由’，什么时候被真正地重视过？再说，谁有权利谁就能审查艺术品，就能判断一部戏或一部电影的优劣生死，又是何等荒唐可笑！”

针对戏剧审查制度的荒谬，吴祖光提出了一个直接的现实对策，即：“一个民主的国家，所贵就在言论、学术、思想的自由。

操之于少数人之手的审查，还不如交给广大的读者与观众予以公平的裁判。好的必然被传诵推广，坏的必然遭受到唾骂与淘汰．

而唯有通得过广大读者观众的作品，才是经得考验的好作品，这将远较被少数人传观否决公平合理得多。这其间的得失是很明显的。”

业衍章谓：王国维《颐和园词》开首即日“汉家七叶钟阳九”，称爱新觉罗皇室为汉家，出口便错。陈寅恪作《观堂挽词》首句日“汉家之厄今十世”，谬亦随之。以言汉家，则自明亡，为满人所厄运，不止七叶，诚将十世，而王、陈所赋，又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实恸清社之屋耳，何必以汉家一词揭橥一篇之首哉？盖以明谓满家，则不堂皇雅训，不得不借汉家为掩饰，是心知尊满为不然。其所为词，真为妄作矣。大抵以其强以遗老遗少自居，类于非类，通遂不通，其苦心之误用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