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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十四书》。

1．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十月二十六日收到家中寄来的信件，知道家中最近又添置了田地，秋收又进了五百斛粮食，非常高兴。
从今以后，可以做一个农夫了。
家中还要进一步添制碓、磨、筛箩、簸箕、扫帚及升、斗、斛等器具。
家中妇女要率领全体婢妾都学会加工粮食，这就形成了一种靠田园养育子孙的气象。
冰冻寒天，亲戚朋友前来串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到他们手中，再添上一小碟酱姜给他们喝茶，这就是温暖老人和贫者的最好礼仪。
空闲的时候，嚼点碎米饼，煮些糊涂粥，两手捧碗，缩颈啜吸，尤其是在下霜或下雪的早晨，喝下它们令人周身温暖起来。
哎呀!
我真应该长期当农夫以至终身呀!

鼓励家人进田增收、添物制器，旨在谋求一块能够不依附于他人而能自食其力的自在热土。
在这片热土上，寒天泡米，霜晨捧粥，更能演绎出一片和乐、质朴、清新的田园风情。
我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把这种田园风情指斥为出自一种封建的小农意识，应该看到：这种田园风情是在充满依附、买卖和陷害的官场映衬下才显得格外生机盎然：这种田园情结，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在既不屈服于黑暗官场又不愿抛弃生命的责任的理性归趋。
写这封信时，板桥先生正处在范县知县的官署中，从字里行间不难听到田园生活已经向他发出了越来越近的声声呼唤。

2．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

我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是农民，知识分子只能处在四民之中最末端的位置。
上等的农民能种百亩地，其次能种七八十亩地，再次能种五六十亩地，都能劳苦身骨，勤施体力，耕种出来的收获，用来养育天下苍生。
假如天下没有农民，全世界人都会饿死的。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回到家中就孝顺双亲，出门在外就视朋友如兄弟，守住先人祖业，用心培育后代，如果得志就将恩泽施及百姓，如果不得志就在修身方面力争做世人的楷模，所以在品行方面比农夫还要更高一等。
但时下的读书人却不是这样，一捧起书便想中举做官，如何攫取金钱、建造高房大屋、广置田产，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到后来越变越坏，最终没有好结果。
那些没有发达的读书人，就在乡间作恶，小头锐面地到处钻营，更有许多不该做的事。
那些能检点自己并注重修养的人难道没有吗？那些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具有高尚情怀的人，其实也到处都有；但好人被坏人所拖累，终使我们这些人无法开口说话。
一开口说话，他人就笑着说：“你们这些书生，只是会讲话，以后自己当了官，就不这样讲了。”
工匠能制造器物为世所用，商人能调剂商品的余缺，都有便利民众的好处。
而这些堕落的读书人对于民众特别没有用处，难怪他们的地位处在“四民”中的最下层。
甚至，他们即使恳求甘居“四民”之末，都是难以合格的。

在今天看来，板桥先生对于堕落的读书人的鄙夷之情，显得更加孤独和悲壮了。
现代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对经济效益和权力地位的火热的竞争之中，这已经演变成一股具有现代精神的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
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潮流正在给自然生命、人类生命和精神生命带来严重摧残。
比较起来，郑板桥先生所推崇的由中华传统文化陶冶出来的古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正直、善良，是多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没有系统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但在人文教育方面开柘出的伦理文化的方向，足以成为化解现代化危机的柱石和灯塔。

3．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

我的家业中虽有三百亩土地，到底是典押来的地产，不能长久依靠。
将来必须买二百亩田地，我们兄弟二人各得一百亩就是够了，这也符合古人所倡导一人享用百亩的意思。
如果再多求，就是侵占他人产业，就是莫大的罪过。
天下无田无业的人有很多，我算什么人，能够贪得无厌!
让老百姓贫穷我自己又如何能够安心呢!

有人说：“世上有的人拥有很多的田地，甚至多这几百顷还有余，你能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回答是：他尽管去做他家的事，我只做我家的事。
世道昌盛我们就一致遵守国家法令制度，世风败坏我们就决不同坏人一起作恶。
这就是板桥的家法。

买田置地，为的是筑起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坚守一人百亩的本分，为的是给他人预留空间；把贪得无厌视同侵占他人产业的犯罪行为；即使世风败坏也决不与坏人同流合污。
在没有遇到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能够具有这样高度的自觉与自律、执著与坚定，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何方？一切都因为板桥先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真正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