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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言壮语】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在刑部狱中,他在给梁启超的绝笔书中写道:“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死者虚生也。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举。”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广仁力劝哥哥化装出逃,自己则替兄赴难。康广仁死前留遗言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康被杀后,曾被暴尸两日,被义人收敛后葬于义冢。南海会馆曾为他立了一个简陋的墓碑,上面一个字也不敢写。直到八国联军入侵后,才有人偷偷在上面凿了一行字:南海康广仁之墓。

陆皓东曾亲手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帜,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旗。临刑前他痛斥清廷腐败:“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后被清政府五马分尸,年仅27岁。后来他的同志找到一部分尸体,埋葬于故乡。

1905年《苏报》案后,邹容系于狱中。章太炎赋诗以赠:“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豪气干云,令人神旺。

1906年底,宁调元自日本归国参加萍浏醴起义,次年初在岳州被捕,系狱三年,荣役之余,刻苦治学,赋诗明志,几忘其为囚人。其《丙午被捕作于巴陵县署》诗日:“正当腊月与冬残,铁锁郎铛带笑看。赢得卫兵差解事,傍人镇日骂昏官。”“旧游万里记瀛洲,今日钟期系楚丘。不信洞庭湖上望,断头台近岳阳楼。”“几生东海填精卫,千古南冠泣楚囚。如此相逢如此死,并时屈贾更风流。”

秋瑾临刑前,慷慨言道:“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前五年。牺牲我一个,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在致王时泽的信中又自道行藏:“光复之事不可一日废,而男子之死于光复者,则唐才常以后,……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1905年12月8日凌晨,年仅31岁的陈天华纵身投向日本大森海湾,壮烈殉国,仅留下一篇长达3000字的震动一时的《绝命书》和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的短信。在《绝命书》中,陈天华剖示心迹道:“诸君勿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报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于待至事无可为,始从就死,其于鄙人诚得矣,其于事何补耶?……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其讲爱国,更卧薪尝,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无才无学无气者而后可,使稍胜于鄙人者,则万不可学鄙人也。”

吴樾说:“吾同胞数千年来为暴君污吏所压抑,而满清以外夷人据,其专制之术尤精刻,……不有雷霆震撼之威,拔山盖世之气,乌足以旋乾转坤。……而警觉吾同胞之梦也?”

1900年,章太炎在致日本史学家重野成斋的信中说:“人生处患难时,意气酣恣,其乐乃过于平日。昔人受诗诏狱中,今艰棘尚不至是。与子渐言,亦不出艺文之事,自忘其为逋逃罪人也。

先生闻之,其亦笑吾之迂乎。震旦学术,日以陵迟,过不自揣,以为大儒多出于衰乱,窃以宁人、太冲(指顾炎武、黄宗羲一一编者)自任,虽群嗤点不顾也。”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大声疾呼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又云:“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宁调元系狱后,刘约真时往探视,友人因冤狱繁兴,劝其疏其踪迹,刘约真谓:“有命在天,弗计明日生死。”

谭嗣同在牢房墙壁上的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摄政王时,她作为革命党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是夜,她跟汪精卫同居。

赵声论革命大势,擘分两部,一暴动,一狙击。吴樾慨然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吾志已经决,愿君自重。”赵声说:“你不想找个副手吗?”吴答说:“秦舞阳之前例在,人多转心棼,不如一个人做事专注。”声壮其语,一拊手而计定。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者厉声道:“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氏大笑道:“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指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翌日,清廷犬牙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康有为在海外亡命的时候,其女康同璧曾只身到印度探问父亲。其时中国女子很少出门,休说到外国去。故康同璧自豪于此,尝赋诗道:“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接见康同璧,曾吟此诗向其致意。

1912年5月20日,23岁的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措辞激烈的短论《杀》,反对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直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后因之系狱。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说,戴氏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梁启超晚年多种疾病并作,仍坚持讲课、著述。他慨乎言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台。”

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他尝作《沁园春》自勖,其下半阙云:“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并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引发出陈独秀“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的《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军容浩壮地拉开了序幕。

陈英士几度讨袁护国的义举,遭到袁世凯的深深忌恨,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陈氏也深知袁世凯阴诈残忍,但他面对刀斧鼎镬,无所怛怖;他一再对亲友们明示心迹:“袁心未尝忘我,惟不能捕我,终将出于暗杀之一法耳。”“吾党以能死覆清廷,建国以返,拥节省或稍耽于逸乐,致有不战而逃者,吾耻之,吾必死以雪之。”又云:“我们革命党,本是抱牺牲主义的,何畏乎暗杀。

现在本党士气颓唐,若我被暗杀,本党士气,一定可应时振作,同志一定奋力除奸,则死了一个陈英士,一定可产生千千万万个陈英士,对于本党、国家前途,非常之好。”

1913年,宁调元因讨袁系狱,他于狱中致书刘约真:“弟以五号引渡过江,押军法局,提讯数次,尚未定谳,生死关头,已于十年前勘破,至此复何所系,惟默揣中国时局,瓜分之祸,不出三年,吾人迟早不免一死,瞻乌爱止,于谁之屋,后死者重可哀也。”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孙中山革命屡屡受挫,有人劝其出示八字占卜一课,孙中山笑道:“我的八字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

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陈其美有一口头禅:“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为人题词书赠还爱写以下一类壮词:“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日: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日:有公愤无私仇;三日: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日: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张自忠实乃抗日第一名将。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

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宋美龄在抗战中曾数次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带去急需的武器弹药及蒋介石的亲笔信。她曾对前来劝阻的将士说:“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一次,她的汽车在越过阵地时被日本飞机投弹击中,她肋骨折断,脊椎受伤,仍不下火线,坚持完成劳军使命。

在闻一多的形象里,离不开那个大烟斗。传说闻先生在西南联大讲唐诗,先不讲课,却掏出烟斗来问学生说:“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时有恒为“左联”成员,早年曾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鲁迅曾有书信体杂文《答有恒先生》一文,发表于1927年《北新》周刊第49、50期合刊上,影响綦巨。1931年4月,“左联”五烈士牺牲不久,时有恒因“共产嫌疑”被捕,羁押于上海龙华,其《被逮赴龙华途中口占》云:“囚车争上赴龙华,只望狱牢不望家。莫想逃出华容道,清香一路碧桃花。”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牺牲”二字继续发挥:“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汪说得很动情,后来却第一个投降做了傀儡。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二十三师师长李必蕃令六十九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他曾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清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张灵甫在战役中右腿曾两度被炸伤,在香港疗伤期间,见报上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之规定,不顾劝阻,重返战场,并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的拒绝。吴氏还亲笔撰写一副长联,以表心志:“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确系吴氏所为。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告诫大家:如果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邀请马一浮来任教,马氏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坚辞不就。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氏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当年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

1933年秋,诗人朱湘应好友柳无忌之邀,去南开的英文学会做了平生最后一次演讲,他慨青道:“……要想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暂时借助西方文化,这不足为耻,西方不也舶去了我们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吗?但中国最大的恐慌是怕产生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西方式文化,甚至是也不换汤也不换药的纯西方文化,倘若我们不努力,倘若没有新人的贡献,倘若我们一味地尊从-名,的旗帜,而不树立‘真’的旗帜,那么,中国的文化就无法称其为辉煌!在座的各位文学爱好者们,鼓起勇气吧!临战而逃是懦者,而怯懦绝不是青年人的本色!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我都会挺直脊梁,向一切不公平呐喊:你们来吧,我在这儿!”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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