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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既然要发度众之心，自己就先要具备各种知识、能力。在古代印度有所谓的“五明”，即：

（一）声明：语言学、声韵、训诂、音乐。

（二）工巧明：科技工艺的知识。

（三）医方明：卫生保健、医药的知识。

（四）因明：逻辑推理、论理学。

（五）内明：专心思索五乘因果妙理之学，或表明自家宗旨之学。

以上五明，涵盖面虽然很广，然而在今日多元化的社会，似乎已不敷所需。现在的社会，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学问五花八门，诸如哲学、科学、文学、医学、心理学、天文、地理、艺术，等等。虽然知识不等于智慧，更不是般若，但知识是人生的动力，有了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气质；有了知识，可以明白做人处世的道理；有了知识，可以为国为民做出许多建国的方案和计划。有了知识，工商的品质就会不一样；有了知识，科学、哲学就能提升；有了知识，才能启发思想，甚至改变世界。

就拿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来讲，西方哲学家一开始就研究人类与自然、人权与神权、人与天争等问题，他们重视人的存在价值，所以从哲学演变到后来，科学昌明，科技特别发达，因此西方社会十分重视“实用主义”。反观东方哲学，一向重视人心与性善、性恶的探讨，对人伦、道德、心性等人的精神世界之说明，着墨很多，因此西方文化重视物质文明，东方文化重视精神世界，此中早已见出端倪。

早期的西方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开启了西方哲学的大门。尤其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在他之前，西方哲学一向偏重于宇宙自然的研究，到了苏格拉底才开始关心起与社会人生有关的伦理道德等问题。他开创的人生哲学，扩大了西方哲学的思想领域，其弟子柏拉图虽然是个“唯心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国”希望把国家制度化。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倡导“实践哲学”，以改善人类生活的伦理学为思想特色。因其师承苏格拉底以街头为学术殿堂的自由学风，反对刻板的教学法，后人尊为“逍遥学派”的师祖。他们的学说主张，至今仍为世入所推崇。

此外，尼采否定神权，肯定人存在的价值，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康德以自然科学来探讨哲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乃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鼓励人类追寻真理，卢梭呼吁人类从现代文明重返自然，甚至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其“意志第一”的学说，还是带给后世对人生充满无限的希望。

不过，在西方诸多哲学思想家的学说理论当中，尤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宇宙万有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此说推动了世界的一大进步。另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等，都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大大改变了整个世界对宇宙“现象界”的认识。

其他如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西方学术史上首位重视人类潜意识作用的思想家，他以此发明，媲美牛顿与哥白尼在科学上的成就。其弟子荣格，继续阐扬潜意识理论，对东方的佛教、禅、瑜伽等，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总之，因为有这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因此西方文化在世间的文化思想界里，显得格外突出。

西方文化从哲学慢慢也发展出文学、艺术等，诞生了很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大仲马、雪莱、拜伦、米开朗基罗等，他们的诗歌、散文、小说、雕刻等文艺作品，不但美化了世间，更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尤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透过复兴古典文化，推动人文主义的信仰，重视人文现实的关怀，是人类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

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又一次开创了历史性的新纪元。因为西方自宗教革命以后，掌权的帝王一方面利用宗教巩固政权，同时也帮助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于是政治与宗教、哲学凝聚一起，相互为用，共同发展。

相对的，在东方文化方面，东方哲学从印度的佛陀到龙树、无着、世亲，再到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孟等诸子百家，佛儒交融，成为东方文化思想的一大特色。

此中佛教从印度的龙树、无着、世亲，把“空与有”融和，发展出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一直到了中国更发展出“大乘八宗”，尤其禅学在中国更是一枝独秀。近代太虚大师总结中国佛教，立为大乘三宗，即：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法性空慧指各部《般若经》及宗《般若经》的诸论；法相唯识包括法相学与唯识学；法界圆觉学指《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楞伽经》、《楞严经》、《圆觉经》及净土方面等有关法界、如来藏等诸经论。

后来印顺法师又将印度大乘佛教分判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大系，此与旧说大异其趣。性空唯名论，指中观大乘；虚妄唯识论，指瑜伽大乘；真常唯心论，指如来藏思想。

除了佛陀的佛教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代表着东方文化，影响着举世人类之外，在中国则有老子、孔子、庄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是大放异彩。其中老庄哲学谈“清静”、“无为”，崇尚“自然”、“本性”；孔子主张“以仁为本”，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正统，历代帝王莫不尊为治国之本，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俨然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

孔子“崇仁”，孟子“尚义”，并且由“义”扩充出“仁、义、礼、智”四端，认为人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主张“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荀子认为人性要靠后天的努力学习，才能向上、向善，所以提出“积学”的重要。

此外，墨子的“兼爱”、韩非子的“重法”，以及管子的“富民”、列子的“贵虚”、晏子的“廉政”等学；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等；甚至中国历代的文史学家，如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建安文学的开创者曹植、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蔡文姬、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陶渊明、山水诗派始祖谢灵运，以及唐代的诗人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乃至宋代的诗词名家李清照、黄庭坚、陆游，尤其古文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等，他们的学说主张、诗词散文等旷世之作，都使得中国文化在文、史、哲等相互激荡下，百花竞放，显得灿烂缤纷，多彩多姿。

尤其自从汉代佛教传人中国以后，缘起、业力、因果报应等思想，融人中国社会，更加深化中国文化的内涵。在申国的大乘八宗当中，比较重视学术义理的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及三论宗；比较重视实践修行的宗派有禅宗、净土宗、律宗及密宗。虽然华严、唯识、空性等学说没有被纳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是“禅学”倒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朵花。

佛教一向具有尊重、包容的性格，佛教主张“不舍一法”，如佛陀所说“一法即一切法”。因为佛教没有排他性，佛教认为信徒读了老子学说，了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从而扩大自己的思想，也不无利益；佛教对于庄子的任性逍遥，与大自然结合的洒脱思想，尤其“庄周梦蝶”，以及庄子与惠施论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其思想之奔放，如禅之不拘形迹，佛教也认可这些思想，所以人间佛教的行者不排斥老庄学说。

此外，孟子“性善”、荀子“性恶”、墨子“兼爱”之主张，不舍一法的人间佛教也是将之兼容并蓄，使得佛教更加缤纷多彩。乃至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以老庄的“无”来诠释般若的“空”，形成“格义佛教”；后来中国文化甚至吸取佛教之长，发展成为宋代理学。这一切都是说明，在中国的文化里，佛儒一直都是交相融汇的。

除了哲学思想以外，中国文学重视文字之美，文学家们以诗情画意的诗词散文来描述佛教，把佛教的十二分教与文学互用，例如，长行就是散文，重颂就是诗歌，使得佛教终能在百花竞放的中国，和诸子百家一起相互共鸣，因此佛教的发展，后来禅走进寺院，净土走进民间，唯识、三论走进学者群中。

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人道。佛法分为“真、俗”二谛，真谛又名“第一义谛”，或“胜义谛”，是出世间法；俗谛又名“世俗谛”，是世间法。佛陀的一代时教，都不出此二谛法门，尤其在化世的运用上，佛法和世学更要融和运用。

佛法太世俗化、被世俗所化固然不可贵，如果太过于出世，则不容易为人所接受，所以要“二谛圆融”。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因此人间佛教主张，面对现代科技文明，资讯新知日新月异的社会，佛法应该现代化、生活化，针对当前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所以要“佛法为体，世学为用”。佛法之体，是拔苦与乐；佛法之用，是融和方便。

如佛陀年少时即遍学五明；出家后，遍访诸师外道沙门。因为佛陀贯通世、出世法，故能教化不同对象，应病予药，解脱他们的身心苦恼。

我自己从小在栖霞律学院读书，由于栖霞图书馆拥有来自乡村师范学校的图书，当时真是得其所哉，每日大量看书，从中国的章回小说，到西方的长篇文学，从散文小品，看到名家著作，像《基督山恩仇记》、《战争与和平》、《老人与海》、《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茶花女》，托尔斯泰的文学、杜威的哲学，等等，先后看了不少。甚至因为爱好文艺著作，在大陆时，举凡胡适之、林语堂、巴金、鲁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从文、许地山等人的诸多作品，可以说无所不看。及至到了台湾，谢冰莹、琼瑶、高阳、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说，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我也都一一拜读。

我深愧自己出家以来，不能深入三藏，对于世间的学问，也没有博古通今的本领，不过我能运用“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法则来阅读书报杂志，使我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中，犹能神游古今中外的典籍。我往往以现在所读与过去经验比较分析，综合组织，并且与日常生活、社会现象加以印证，故能将片面的知识融入自己的生命，所以发而为言，也都能旁征博引，虽然自惭未能有所高论，唯自忖尚能深入浅出，不曾误导众生。

我也曾多次率领佛教团体出国访问、朝圣，并且经常奖励弟子、学生们到各处去参访巡礼。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希望大家效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借着瞻仰圣迹，大家能从佛教的历史中，激发道念信心，找寻兴衰得失的脉络；借着走访国际，大家能开阔视野，广为汲取经验，扩大人生的领域。

尤其面对当今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认为佛教徒不能逃遁于山林，而不顾众生疾苦。应该对民生经济、国际形势、民主人权、自然生态、教育改革、种族冲突、优生保健、生态环保、家庭暴力、试管婴儿、器官捐赠、风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种种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机的对治办法。

此外，对自杀、死刑、核武、战争，以及安乐死、复制人等问题，皆应汲取世间的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生化科学为用，融和佛法的理体，以解除现代人的迷思。例如：以佛法的缘起观，结合心理咨商课程，让大家懂得尊重坐命，珍惜人身；以佛法的因果观，举办各种成长教育，让大家懂得惜福结缘，惭愧感恩；以佛法的轮回观，邀请专家论文发表，让大家明了薪火相传，生死一如。

再如以缘起中道的真理为体，以四摄六度的方便为用，广纳世间万法，如善财童子寻访五十三位老师，学习世间的天文、地理、医药、算术、航海、贸易等知识，学贯内学外学之后，才能进入毗卢华藏世界之中。

总之，我们在世间生活，对世间的学问不能不有所认识，对世间法了解愈多，才能针对世间的问题给予指导。例如佛世时，有一位比丘，名二十亿耳，出家前是一名琴师。随佛出家后，急于证果，日夜不懈地精进修行，结果不但久久没有开悟，反而把身心弄得疲惫不堪，因此生起了退转心。佛陀知道后，晓喻他说：譬如琴弦，太紧则弦易断，太松则弹不成调，唯有急缓得中，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来；修行也是如此，过分急躁或懈怠，都不是正常之道。二十亿耳听佛开示后，调整自己的修行方式，终于在不久后，证得阿罗汉果。

佛法的弘传，讲究契理契机，除了契合众生的根机，还要契合时代的发展，例如：“宇宙中，除了地球以外，其他星球到底有没有生命存在，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这是近代太空科学家最想揭开的谜。自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五日，美国太空总署成功地发射“开拓者号”上火星，鼓舞了科学家的信心，希望有一天人类可以前往火星旅行，甚至移民到那里，届时火星上自然就会有“火星人”。

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阿弥陀经》就记载着：“过此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日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佛陀说法时，很多菩萨都是来自他方佛国。此外，佛经中很多佛菩萨也都以天文为名，例如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虚空藏菩萨、星宿王如来、法界智灯王等，可见佛经的天文思想遥遥领先了今日天文学家的研究达两千多年之久。

另外，也常有人好奇，想要探究天空到底有边无边？这在佛教看来，佛教认为探究天空有边无边，不能帮助我们解脱生死；有智慧才能解脱，这才是佛法。再说，宇宙无穷无尽，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这都是一种里外对待。基本上，佛教讲法界，讲虚空，讲无穷无尽，例如《华严经》的华藏世界，重重无尽，所以，佛教的天文学不仅开拓了人类的思想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帮助了很多学者找到了思想的出路，开阔了更宽广的思想空间。

尤其佛教的缘起、业力、因果、佛性等思想义理的提出，乃至“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三千大干世界”之他方世界的发现，一方面印证科学，同时也说明佛教的说理很符合科学验证，不是迷信。

佛教的无常、四大、五蕴，就是对物理、心理的分析；佛教的极微、刹那，是时空的测量；佛教以“如梦幻泡影”来形容雷电、虚空，甚至佛陀为了明示五蕴虚幻不实，曾举五喻说明，所谓“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阳焰、行如芭蕉、识如幻事”，其中“阳焰”是经过阳光折射，致使旷野看上去似乎有水，但实际没有。佛陀以此来形容幻象。

佛教讲“三千大千世界”，现在科学已知银河系有无数星球；佛教讲“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现在从显微镜下观察，事实的确如此；佛教的《阿弥陀经》说“极乐世界距此世界十万亿佛土”，说明距离十分遥远，但一念之间，随念即至。佛教此种时空观，引导科学超越物理的极限，尤其佛教讲“法无定法”，对科学家是很好的启示。

佛教随着科学的发展，用佛法解释科学的现象，为科学未来的发展提供出路，（yzwjsp.com整理）也引领人类认真思索一些问题，例如：

1．人类利用科技可以登陆月球，但是科技可以帮助我们登陆极乐世界吗？

登陆月球是物质的世界，往生极乐是精神的世界，是即刻的。

2．现代的医学，透过器官移植可以更换五脏六腑，但是头脑可以移植吗？思想可以移植吗？

佛教认为人的色身是“四大”、“五蕴”和合而有，因缘和合的色身假我有生老病死，但是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所以器官可以移植，但生命不能替换。

3．医学可以改变基因，但可以改变人类的厄运吗？

“基因”其实就是佛教的“业力”，“业”就是行为的造作，一个人的命运，由自己的善恶业来决定，只要做善事，自然能够改变厄运，所以“行善不为恶”，就是“基因”改造。

人间佛教主张，佛法要能融会古今，尤其世法、佛法要能相互为用。佛法除了能帮助科学家开拓思想领域之外，对于现代心理学，也有很好的说明。

现代心理学是一门以研究人类精神生活为对象的学科，其源头包括医学、哲学、科学、宗教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等，后来也被应用于各种学科、事业之中。今日社会中，举凡教育、工业、商业、医学、军事、法律、政治、社会、科学、艺术、运动等，无一不与心理学有关，因此心理学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心理学是观察意识形态的心理作用及行为模式，西方心理学家能研究人格的发展过程以及行为的潜在因素，但却无法做到人格的改造，因为它有一定的范围限度。反观佛教，不但对人类心理有充分的了解，并能提供对治方法。如《华严经》云：“了达三界依心有，十二因缘亦复然，生死皆由心所作，心若灭者生死尽。”佛教对“心”的诠释，有诸多层次的分析说明，更用许多的譬喻来阐释我们的心，进而教导我们如何找心、安心、净心——足见佛教心理学凌驾于西方心理学之上。

佛教是哲理的科学，佛教重视理性、智慧的化导，佛教认为世间知识学问的获得，虽然也能开拓人类的视野，但是如果没有正知正见，也很容易流于邪慧、狂慧，不仅使自己受害，犹有甚者，还会形成人类的灾难，所以佛教主张真理才是宇宙人生的最高指导。

学佛首重闻法，因为听闻正法才能获得真理的智慧，所以学佛要广学、净学、博学。以下列举有关闻法的德目，以帮助修学者建立正确的闻法心态。

（一）听经闻法：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闻法是信教入道的第一步，佛法中一切功德多由闻法而来。

（二）读书阅藏：读圣贤书，阅经、律、论三藏以外，对历代圣贤大德著作更要广学研究。

（三）广学多闻：学佛要多闻熏习，而且要法门无量誓愿学。

（四）闻空不惊：诸法自性本空，空才能建设有，能够正确认识缘起性空的真理，便能闻空不惊，此乃大智慧也。

（五）闻善着意：闻善言不着意，非人也；闻善着意，才是堪受佛法的大器。

（六）会意深思：闻法要用心领会，不断思维，才能够心开意解，心领神会。

（七）谛听正解：闻法要谛听、善听、兼听、会听。

（八）正闻正思：佛法以闻思修而入三摩地，听闻正法，并且长时忆念正法。

（九）乐观明理：学佛者应明白因缘果报、缘起性空的真理，自能乐观豁达，智慧明理。

（十）福慧双修：“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应供薄。”皈依佛，两足尊，即福慧具足之意。

（十一）成就辩才：口常行慈，修习善语，可得无碍辩才。

（十二）广为宣化：佛法要广为传播，广为宣化，自他皆能成就。

（十三）请转法轮：经常举办佛学讲座、印行佛书等。

（十四）亲近道场：选择有缘的道场，并亲近善于说法的善知识。

（十五）明辨是非：不要太计较利害得失，应该要明辨是非。

经云：“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所谓“法”，就是真理。真理所带来的快乐，才是真正永恒的快乐。什么是法乐呢？五戒十善是法乐，六度四摄是法乐，四无量心是法乐，因缘果报是法乐，有空中道是法乐。心中有了法乐，对于五欲六尘不拒不着；心中有了法乐，对于世间不厌不求；心中有了法乐，到哪里都能安然自在；心中有了法乐，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唯有以无边的法乐为舟筏，才能使我们度过生死的波涛，到达“常乐我净”的彼岸。

三、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在《大乘起信论》提到，众生“一心开二门”，即“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又说一心的本体、相状、作用广大无限，所以称体大、相大、用大。“体相用”三者不可分割，本体的精神、意义，要能随机、随缘、随宜地权巧应用，才能发挥它的价值。

般若智慧就是我们的“心真如门”，般若不是谈玄说妙，要表现在生活行仪上，成为人间慧用，才有意义。当初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破颜微笑，师徒印心，禅于是成为人间的一道光明。佛陀成道后，五比丘相约不理睬佛陀，但是当他们见到成道后的佛陀，被佛陀的威仪摄受，忍不住跪地礼拜，并且再度随侍佛陀，于是成为佛教“最初的僧宝”。

佛陀的行仪度化，就是人间的慧用。

山东湛山寺倓虚大师，有一次在佛前上香，一位王居士刚好来寺，居士深受大师虔诚肃穆的行仪感动，主动捐钱为他建了“湛山寺”，作为弘法道场。在禅门里，祖师栽松、锄田、筛米、扫地等生活行仪，都是禅；就是喝茶吃饭、着衣持钵、出坡作务、应酬往来、扬眉瞬目、语默动静，也都藏有微妙的禅意和开悟的因缘，这也是人间的慧用。

在丛林里面，所谓“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止间特别注重威仪。甚至平时上殿要排班，吃饭要过堂，举止进退皆有规矩，在在都要学习。但是一般人心里会想：“都几十岁的人了，还不会走路吗？吃了几十年的饭了，还不会吃饭吗？”这是因为不了解寺院的规律。寺院不同于俗家，在寺院中，一举一动都是修行，走路吃饭睡觉都可以参禅，这其中都有很深妙的解脱境界。所以，到了丛林里，你会感到自己确实是不会走路，不会吃饭；身心千般束缚，积年累月成了习惯，确实需要一一用心摆脱。吃饭端碗，要如“龙吞珠”；持箸夹菜，要如“凤点头”；行进走路，要像雁阵一字排开，上身不能动，像头顶着一盆油，四平八稳地走。

在丛林里真是事事修行，处处法门！有一首偈语，很能说明这些律仪：举佛音声慢水流，诵经行道雁行游；合掌当胸如捧水，立身顶上似安油。

瞻前顾后轻移步，左右回旋半展眸；威仪动静常如此，皈依三宝复何忧。

佛门讲究“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用意在培养一个人出众的威仪。昔日马胜比丘以威仪度化舍利弗，成为千古的佳话。因此，树立良好的形象，不但是做人的基本条件，更可以成为度众的方便法门。是以传统的丛林道场很重视制度，不但个人有戒牒，僧团也有清规。所谓“清规”，是指禅宗寺院组织章程及寺众日常生活的规则，也就是禅宗丛林关于大众行、立、坐、卧等威仪所订定的僧制，为众僧所必须遵守的仪规，类似现代的“共住规约”，是为僧众日常修行的规范，以及僧团组织、行事的依循。因此，“清规”是健全僧团的圭臬。

当初百丈禅师为禅宗丛林立下《百丈清规》，使得中国的僧团走向制度化、合理化的僧伽生活。例如明定四十八单职事，各司其职，使得寺务运作组织化、系统化；又订定各种修持行仪、日用轨范等，使得僧众具足威仪，心不放逸，身不踰矩。尤其设立住持一职，领众薰修，综理寺务，丛林规模于焉建立。

丛林清规，礼法有度；丛林生活，祥和有序。丛林道场体现了中国儒家所向往的天下为公、人人崇乐好礼的理想蓝图，无怪乎时人每见僧团两序行仪，无不慨叹“礼失求诸野”！

为了树立丛林规矩，落实生活佛法，我在佛光山特别建设宽广明净的云居楼，提供全山徒众与来山信众、游客一起过堂。每天到了用餐时间，全山职事、学生上千人，僧俗依序排班过堂的庄严队伍，常令游客赞叹、感动，可见庄严的威仪也能度众。

在佛门，语默动静安详，一切合法合宜，就是礼仪；身语意的行止，表现在外，就是生活的礼仪。礼仪合度，也能发挥无言的说教。唐朝时，曾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被贬至潮州当刺史的韩愈，有一天去参访大颠禅师，大颠禅师正在坐禅，久久不出定。侍者看韩愈等得不耐烦，心里很着急，便在大颠禅师的耳边说：“先以定动，后以智拔。”意思是说：“禅师！你的禅定已经打动了韩愈的心，现在你应该要用智慧跟他说法。”韩愈一听到这两句话，很高兴，他说：“幸于侍者口边得个消息。”

“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就是人间的慧用，乃至仙崖禅师“感化夜游沙弥”、金代禅师“养兰不是为了生气”，以及佛陀的。“杀一救百”、末利夫人的“饮酒救人”、一休和尚的“做人女婿”、丹霞禅师的“烧佛取暖”、石屋禅师的“教人偷心”，等等，都是般若的人间慧用。

此外，历代不少僧众以自己的风仪影响帝王，成为佛教的护法。例如，终南山惟政禅师曾入朝为唐文宗解释“蛤蜊观音”之事，启发文宗对佛教的信仰。西域高僧佛图澄，度化残暴杀人的石虎、石勒，解救无数生灵，二石尊佛图澄为师，时常请教社稷大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曾劝谏苻坚休战。唐朝玄奘大师，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经常随驾太宗左右接受咨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时，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们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玄奘大师受到朝野崇仰之深可见一斑。

甚至禅宗初祖达摩祖师来到中国时，与梁武帝一番“对朕者谁”、“并无功德”的论道，虽然彼此机缘不契，达摩于是转往嵩山少林寺面壁，但这段对话却影响了后来中国佛教“有为法的福田不究竟，无为法的福德性才究竟”的思想。

可见一切法，只要能方便权巧、契理契机、随缘教化，就是人间佛教的慧用。我自己虽无古圣先贤的通达智慧，但有幸从小在焦山、栖霞、宝华山乃至常州天宁寺等丛林参学，在禅、教、律门下接受完整的丛林教育，从许多大德身上学习身为出家人应有的威仪。其中包括曾经担任宝华山维那的若舜老和尚、由金山禅堂出身的卓尘法师，都是我的戒师。

另外，仁山法师、融斋法师、芝峰法师，我都曾跟他们请益过佛法。乃至一些年轻的学者，都是从闽南佛学院或岭东佛学院毕业出身，所有关于佛门的行仪，在他们严格要求下，我都能心领神会，所以直到现在，养成我走路腰背挺直、目不斜视，坐时只坐半座的生活习惯。佛门的“四威仪”在我来讲，可以说很自然地融入到身心生活里，因此我出众人世，在社会上走动，都能把这许多佛教的威仪运用、表现在行为上。

甚至影响所及，在我的思想理念里，时时刻刻无不思想着，如何在不违传统佛教的根本教义下，运用现代化的弘法方式，化为传教的方便。例如，我组织佛教歌咏队、灌制佛曲唱片、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与弘法队、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举办空前未有的佛诞节花车游行，等等，乃至以“偈语教唱”、“说唱弘法”、“梵呗音乐会”、“人间音缘”等多样化的风貌弘法，接引不同层面的信徒学佛。甚至我首开在“大座讲经”中安排献供、节目表演等内容，希望达到“解行并重”的效果。

此外，我建设“净土洞窟”，把《阿弥陀经》所描写的极乐世界之庄严境界，以建筑实景呈现；我为了把佛教与艺文结合，从一间佛教文物陈列馆，到现在十余所的佛光缘美术馆，一方面宣扬佛教艺术之美，同时接引许多艺文界的朋友亲近佛教。

我尤其感于今日佛教随着信仰普及，虽然弘法的空间随之扩大，早已不再局限于寺院中，但是寺院永远是信仰的精神象征。寺院是僧众驻锡的道场，是佛法弘传的地方，是佛像供奉的殿宇，有了寺院，才有佛法僧三宝，才有佛教；有了寺院，才能传播教义，才能住持正法。

寺院可以说是佛教的代表，是信仰的中心，是信徒心灵寄托的所在。佛寺建筑是为了弘法，为了度众所需。寺院除了传播佛教真理之外，庄严的殿宇、宁静的气氛、祥和的梵唱、慈悲的教义，让社会大众在工作忙碌之余，尤其是遭遇挫折、彷徨无助的时候，自然想到寺院，不管是参加各种修行活动，或者只是在佛前瞻仰、礼拜，都能获得再出发的力量，所以我形容寺院就像人生的加油站，是心灵的百货公司，是希圣成贤的学校，也是善友往来的聚会所，更是去除烦恼的清凉地。

为了让寺院建筑的硬体设备能配合现代弘法的需求，我从过去只有佛殿的有限功能，扩增为现在具有讲堂、会议厅、抄经堂、礼忏堂、谈话室、图书馆、视听中心、文物陈列馆、美术馆、滴水坊、法物流通中心、停车场，甚至有研究室、电脑教室等设施。

我顺应现代上班族忙碌的生活，从过去开设都市佛学院，直到人间卫视的电视佛学院，乃至现在有了网络佛学院、远距教学等。我改良寺院仪制，诸如延后早课时间、改良课诵内容、开会唱“三宝颂”、三餐念“四句偈”，以及缩短三皈五戒的传授时间、水陆内坛佛事一律在白天进行，等等。

除了健全硬体设备，以及弘法方式力求日新月异外，我更尽量使用现代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诠释佛法，务求让佛教与生活没有隔阂，例如：我把“六和敬”诠释为：见和同解：就是“思想上建立共识”。

戒和同修：就是“法制上人人平等”。

利和同均：就是“经济上均衡分配”，意和同悦：就是“精神上志同道合”。

口和无诤：就是“言语上和谐无诤”。

身和同住：就是“行为上不侵犯人”。

我对“普贤十大愿”作了如是说：一者礼敬诸佛，就是实践“人格的尊重”；二者称赞如来，就是实践“语言的赞美”；三者广修供养，就是实践“心意的布施”；四者忏悔业障，就是实践“行为的改进”；五者随喜功德，就是实践“善事的资助”；六者请转法轮，就是实践“佛法的弘传”；七者请佛住世，就是实践“圣贤的护持”；八者常随佛学，就是实践“真理的追随”；九者恒顺众生，就是实践“民意的重视”；十者普皆回向，就是实践“圆满的功德”。

我对“皈依三宝”及“受持五戒”，做了如下譬喻：皈依三宝：佛如光；皈依佛，就是点亮心灵灯光，为自己建设了一间电力公司；法如水；皈依法，就是储蓄甘露法水，为自己营建了一座自来水厂；僧如田；皈依僧，就是长养菩提花果，为自己开发了一亩良田土地。